一代大师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大学，得到噩耗后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5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了噩耗。于是，正跟随在溥仪身边谋划投靠日本人的逊清遗老罗振玉，从天津急忙来到北平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他还带来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正是由于有了溥仪的这道“诏书”，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殉清”。特别是在这道“诏书”中，溥仪所提到王国维临终前的“遗章”，也就是后来罗振玉出示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更加铁证如山，让人百口莫辩。然而，后来证明，王国维的“遗章”是伪造的，罗振玉得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凄楚哀怨的语气伪造了所谓王国维的“遗章”，以致感动溥仪下了那道“诏书”。后来，溥仪在他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他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王国维自杀后，人们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他举行了悼祭大会。当时，人们纷纷送上挽联，表达自己对死者的哀悼之情。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挽联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吴宓则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此外，当时北京的《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也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王国维的死在海外学术界同样引起了震惊，日本学者在大阪市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年日文杂志《艺文》的8、9两期全部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法国学者伯希和也写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曾经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由此可见，王国维以他那巨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