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三节做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汪精卫的背肩部疼痛重又加剧起来，且元气散尽，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挣扎等死了。
此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精卫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了陈璧君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
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