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1944年2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一行来南京诊治，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 1941年12月20日，汪精卫（右下）访问
日本，受到东条英机的“礼遇”。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385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精卫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