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
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对此，慈禧太后不但未加赞赏，反而说：“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监督啊！”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
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这段话对善耆虽不无溢美，但在当时的官场上他确实称得上是特立独行之人。他至少还明白王朝的利益高于私利，至少还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但一种制度的腐败，从来都是致命的，也不是几个自奉“清廉”的有识者所能弥补的。所谓“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他的政绩之四是在内蒙古地区推进新政。善耆与蒙古王公的关系很深：五妹善坤是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的福晋；他的一个叔伯妹妹嫁给了图什业图王业喜海顺；九子宪贵娶了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长女。善耆就任理藩院大臣后，亲往蒙古地区视察。回京后向朝廷提出了在蒙古地区实行新政的四项建议：设立工厂、改良马匹、兴修水利、修筑铁路。但因为局势动荡和内外掣肘，他的建议没能很好实行。
另外，善耆在清末政坛上一向以开明著称。他主张君主立宪，在推进立宪问题上与摄政王载沣貌合神离。载沣主张立宪愈晚愈好，担心立宪后内阁对国会负责，皇权削弱，摄政王的权力会受到损害；善耆则认为立宪愈快愈好，他希望通过立宪，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进而掌握国家大权。载沣等满洲王公对善耆由猜忌而排斥，加剧了自己的孤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