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蒜子临朝之初,有官员提出,既然太后陛下生母谢夫人已为封君,褚裒早死的荀、卞二夫人也应追封。按礼制,这二人也是皇太后的母辈。但是,褚蒜子没有答应。此时,又有人建议,已在去年坚决辞去中书令之职的皇太后之父褚裒,应让他参综朝政,出任录尚书事。褚裒仍是坚辞不拜,固请就藩,于是仍令其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不久,太常卿殷融又提出,对于褚裒,应有特殊礼遇,在宫廷中他自当尽臣子之敬,若皇太后归宁省亲,当如家人之礼。褚蒜子对此仍很慎重,下诏让廷臣详议。征西将军庾翼等人都认为“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无有不可”,这样,皇太后褚蒜子方才下诏:“褚裒见太后,在公共场合当如臣礼,在私家则如严父。”从此,朝野上下,都对褚裒敬重三分。但褚裒以为皇室近戚,惧获讥嫌,所以处处谦让恭顺,并不愿插手朝政。因此,在褚蒜子临朝时期,并没有发生历史上常出现的外戚专权的局面。显然,褚后临朝称制,既不曾骄恣任情、忘乎所以,又未曾放纵亲族,而且,她的亲族也自知收敛。这一情形的奥秘在于,褚后虽然临朝称制,但其行动常常要受到门阀政治的控制。
从永和元年起,褚蒜子开始了她长达十二年的临朝生涯。然而,这还只是她一生中四度临朝的第一次。
受制桓温的当权者
这段时期里,东晋朝廷面临的内外形势已相当严峻。北方递相更替的割据者与之经常发生战争磨擦,东晋建国后,将军祖逖等人虽曾有过北伐,但因东晋内部矛盾重重,最终未能奏效。世家豪族荫占土地,自耕农大量破产,社会上流民充斥,危机重重。永和元年(345年)九月,褚蒜子以皇太后名义颁布了一道诏书:“方今百姓劳敝,为人君者当思有所赈恤。特诏告天下,从今以后,每年租赋征调非军国急要之外,一并停省之。”褚蒜子虽有体恤百姓之心,无奈公家弱、私家强,国家用度开支难以削减,这种恩诏无异于一纸空文。
此时,出身于谯国桓氏的大士族桓温,在政治上崭露锋芒。
桓温是晋元帝的驸马,其父为桓彝。永和元年任荆州刺史,成为继庾氏之后控制长江上游的军事势力。永和三年,桓温率兵平灭了成都的成汉政权,更是威名大振,朝野惧惮。为了遏制其势力的膨胀,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的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昱提出,让皇太后褚蒜子征扬州刺史殷浩,令其参综朝政。桓温对此愤忿不已,遂自专荆、梁等八州之地,物资调赋不交国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