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五年（1520），他在赣州讲学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此以这三个字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这三个字，揉合了儒家经典《孟子》中的“良知”与《大学》中的“致知”概念。到这个时候，王阳明已经完全将重点由“格物”转向了“致知”。王守仁所讲的“良知”，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合乎自己良知的，便是正确的。因此，“良知”之外的知识，都是狂妄；“致良知”之外的学说，都是异端。
据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守仁去讲学，便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要他讲些良知之外的话头，不要老抱着“致良知”不放。但是，王守仁的回答是：“除了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对自己学说的信念。尽管在朝廷上有许多官员说他提倡的学说是“邪说”、“伪学”，甚至科举考试中的出题也“以心学为问”，影射王守仁，但是，王守仁对此不予辩驳。他的弟子陆澄想要上疏为王守仁辩解。王守仁对陆澄说：“四方英杰，讲学异同，议论纷纷，能辩得过来吗？”他的泰然自若，进一步影响了他的门人。他的门人徐珊参加会试，面对影射王阳明学说的策论试题，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来了。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守仁一直在绍兴讲学，培养了众多的弟子。从学的门人中除了当地的学者外，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地的学者也往往不远千里而至。
嘉靖六年九月，被闲置在绍兴六年之久的王守仁终于被朝廷征召，去镇压思、田二州的叛乱。临行前，王守仁将钱德洪、王畿两大弟子召到一起，在天泉桥上进行了一次讨论。这便是明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当时，王守仁说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弟子王畿则充分发挥了“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说法，提出“四无说”，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到了晚明，王守仁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成为众多学者乐于讨论的主题。一些学者表示赞成，但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反对。例如，曾经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强烈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性善”才是儒家的正宗，而“性无善无恶”其实只是借用了禅宗的说法而已。一位名叫冯从吾的学者也说：“既然知是良的，为什么性不是善的呢？”他们认为，主张“性无善无恶”将导致人们的行为似乎再不需要道德的约束，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