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个傍晚，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那时我正在使馆主楼前的晒台上，与几位同志闲聊，猛然间呕吐不止，呕吐物渐渐变成深咖啡色。我马上被送到中国援蒙的友谊医院。血压降到四十几(低压)至六十几(高压)，我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呕吐物经化验伴有约250—300cc的血。医疗经验丰富的邵大夫，诊断为胃大出血，在其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采取止血急救措施。同时，在使馆和驻蒙古公司留守人员中还挑选B型血的同志，准备输血。下半夜，胃出血靠药物基本止住，第二天下午人逐渐苏醒过来。我望着为我忙碌了一夜的医护同志，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如果没有友谊医院在乌兰巴托，去蒙方医院能否及时准确诊断，能否有效地止血急救，都成问题。据来友谊医院看病的华侨讲，他们在蒙古医院抽血化验，护士根本不会用针管抽血，而是将针头插入血管，让血一滴滴滴到小瓶里，看起来令人发怵。
在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十多天，基本痊愈，由于条件限制，没法做进一步检查。我出院后，很快办理签证回国。由于身体虚弱，在列车南开途中，顾不上沿途观察景色，只盼尽快抵达北京。回到北京后，经过医院的各项检查，确诊为胃小弯溃疡导致大出血，溃疡点已经结疤，需要继续保守治疗。这次胃出血，究其原因，是寒冷的蒙古气候对我患有的慢性胃炎十分不利。加以工作中长期精神紧张，植物神经紊乱，有时外交活动饮酒过多。这次胃出血痊愈了，但在几年之后胃溃疡又复发，不得不做手术，把胃切去四分之三。另外，在蒙古多年受寒，背部患有肌纤维组织炎，很难治愈，有时急性发作，几夜不能入睡。使馆中，在蒙古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不少患有胃病、关节炎及高血压，后来都是久治不愈，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若干年后，毛家义任政务参赞期间，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而猝死。他亡故之后，既不能就地火化(蒙古无火葬习俗)，也未能把遗体运回国内，不得已而葬在乌兰巴托郊区。周总理曾经引用汉朝马援的名言，反其意而勉励驻外人员：“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每忆及这位当年对我帮助甚大的亲密战友，常常太息难眠。
中蒙关系开始“解冻”
回北京不久，我到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第二亚洲司合并)报到，有关领导同志听了我的工作汇报以后，告诉我说已考虑向蒙方重派大使的问题。我问他援蒙未完工程怎么办，他说打算在驻蒙古大使到任之后，视情况同蒙方开始谈判。他征询我的意见，在蒙古监狱中的窦海玉，是否可与蒙方在我国狱中服刑的那松扎布交换?我表示，只有采取交换办法，才能解决这一悬案。可能有部分同志想不通，但大多数同志不会有问题。他说你返馆以后要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