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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四章 “有限主权”的枷锁(7)
作者 : 孙一先




  1967年3月,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由双方的国防部长签字。4月,苏联的陆、空军作战部队开始进入蒙古,据说有大批坦克绕过乌兰巴托向南开进。乌兰巴托街道上的苏联军车越来越多,不但有黑牌子的建筑部队车辆,还有蓝牌子的作战部队车辆,许多车开得飞快,时常发生车祸。据华侨协会主任向使馆报告:夏天,有一骑摩托车的华侨被苏军车撞翻受伤,苏军司机开车扬长而去;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乌市郊区,苏军车把一华侨撞死,苏司机啐了一口唾沫,依然驾车飞驰,过路的蒙古司机看到后,专程奔告华侨协会。我问侨协主任,为什么不到乌兰巴托市政府控告?他痛苦地摇摇头。由此我不禁回忆起,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美军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肆意行驶,经常撞死撞伤中国人,而死伤者家属却无法讨回公道。但当时在解放区的烟台市,“救济总署”的美国司机开车撞死人力车工人,人民政府不仅索要赔偿,还逼使该司机在送殡时披麻戴孝。两种不同政府,人们有不同命运。

  1967年11月7日,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乌兰巴托举行盛大的节日阅兵和群众游行。

  在这前一天,11月6日下午,蒙方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邀请外交使团各馆馆长参加。这是我接任临时代办后,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大会在蒙政府大厦东侧的国家剧院举行,各国驻蒙古大使和临时代办分别在两个包厢里就座。

  大会刚开始,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送来了主讲人泽登巴尔的讲话稿。小毛紧忙看有无指名反华词句,因为国内指示只要有指名反华的内容,就应退席以示抗议。小毛在讲话稿的三分之一处找到了一大段反华内容,指名我国领导人进行攻击。我跟小毛商定,他讲到点名处我们就退席。匈牙利使馆的三秘蒙文很棒,一面给他的大使做同声翻译,一面时而斜眼瞅瞅我们。当我们站起来挪动座椅往外走时,罗马尼亚大使和南斯拉夫大使扭头看着我们离去。回使馆的路上,小毛对我说:

  “他指名反华,我们退席,早早回家,不耽误吃晚饭,也不错。”他看到我生气的样子,有意缓解一下我的情绪。

  “我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他就指名反华,而我们只能静悄悄地退席,我实在感到憋气。”当然,生气也没有用,后来经历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11月7日早饭后,使馆接到观礼邀请的全体外交官开了个会,我讲了昨天蒙方在庆祝大会上反华的情况,主管交际工作的小刘提出了蒙方一旦反华时的应对方案。决定至少去三名蒙文译员,仔细听现场讲话,有反华词句时集体退场,绕行观礼台下,我们十几个人的退席抗议,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另外,布置在使馆内留守的同志,听现场广播(当时蒙古没有电视台)搞好录音,以便事后核对。

  上午9时15分,我们离开使馆,按照蒙方规定的路线,绕行乌市北侧,切过几条横街,从西面进入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这几条东西向的横街上,排列着参加游行的队伍;接近政府大厦后身的横街,则是准备接受检阅的蒙古军队。

  “看!苏联军队!”小刘眼尖,指着一条横街叫起来。

  “今天有苏联军队?”大家一起往他指的方向看,但因汽车很快切过横街路口,大都没有看清楚。

  “听说苏军作战部队4月秘密开进蒙古,难道今天真要公开亮相?”我近乎自语地回答大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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