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苏联军队建筑旅进蒙，还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队，在北京有关部门向我介绍了，他们要求我进一步注意查证。”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来点武化喽。”说着，他和我都笑起来。
不敢过多占用他的时间，我就告辞，下楼前去另一房间看望了大使夫人杨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然后，我来到文化处的办公室。
文化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人，除了老姜(振忠)、小毛(家义)，还有一位女同志乌嫩，她是我国的蒙古族，普通话说得慢但很清晰。她同小毛一样，都是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大学的留学生，但比小毛要高几班。她同丈夫张德麟是同期留学的高才生，是该大学教授、蒙古文化泰斗仁亲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夫妇二人都留在使馆工作，老张现在是研究室的骨干。四个人像是一见如故，很快就热烈地聊起来。老姜话不多，作风朴实稳健。他原来在别的使馆当过文化随员，到驻蒙使馆提为三秘。小毛说话带有南京腔，是那种厚道淳朴一看就信得过的年轻人，他的爱人在援蒙友谊医院当护士。小乌胖胖的面庞，特别像我离京前去看望过的她的妈妈。
他们谈了不少蒙古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听起来很新鲜。小乌说，要了解蒙古的历史，应该看看《蒙古秘史》这本书。我很惭愧，这本书我翻了翻，很难读，不好懂，就扔到一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