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9日，夜11时许，我怀着丢开一个多月烦恼和焦躁如释重负的舒坦，和对前景未卜的一种茫然两相混杂的心绪，离开家门踏上旅途。在只有单位领导和同事送行而无任何亲人陪伴之下，来到北京火车站，乘上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铁路联运的旅客特快列车。从此一去，完全没有料到竟然在大漠那边的国度里，度过了八个春秋。并且，还碰上了党的副主席、军队副统帅、被指定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乘坐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境内这一举世震惊的不寻常事件。
去蒙古不算出国吗？
1965年冬天，我奉派去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简称蒙古)大使馆工作。
这个冬天，北京少雪、干寒，天气老是似晴非晴，似阴非阴，早晚还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但是，人们的心情却没有因天气而压抑，相反都比较开朗舒畅。天灾人祸酿成的三年经济困难，饿肚皮“瓜菜代”已逐渐远去，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老百姓营养必需的粮、油、肉、蛋，虽然数量不多且要凭票供应，但终究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到，孩子们几年来满是菜色的脸庞，也渐渐重新泛出了红晕。人们当然怀着比过去几年高得多的热忱和信心，准备迎接1966年的到来。
但是，我的心情却难能开朗和舒畅。10月上旬，人事部门通知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驻蒙古大使馆工作，给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天哪，短短四十五天那么多事我得干完：交代本职工作，阅读有关蒙古的材料，拜访相关部门领受任务，看望使馆内未见面的几个同志的家属，还有制装。蒙古属于高寒地带，必须有一套抵御严寒的装备，一件皮大衣光制作也得个把月。而且，老母生病未愈，妻子下到河北定兴县搞“四清”回不来，一个孩子刚上小学，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为了安排好所有这些事，我简直是日夜奔忙，头昏眼花，内心一片焦躁，完全没有那个年代能够出国而感到幸运的心情。能否要求宽限一点时间?张不开口!“服从决定，决不讨价”，是五六十年代干部的普遍心态，也是我一直信奉的原则；而且，我反复琢磨，这么急着让我走，必是有点原因。
蒙古人民共和国，旧称外蒙古，是一个深居内陆有些神秘的国度。对中国人来说，它既亲近又疏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