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自己，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来，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 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像散了架，喉咙干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要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今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挨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如同周恩来保护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那样，对周恩来保护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干部，林彪、江青一伙十分不满和嫉恨，诬称周恩来是“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还扬言，谁把这些“走资派”隐藏起来，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造反派们竟然还向一些部长发出通缉令，叫嚷要捉拿归案。
对此，周恩来十分义愤，多次严厉批评造反派的违法乱纪行为。
——1967年2月17日凌晨，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系统造反派代表时，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要部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周恩来严肃指出：“ 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先念、吴波、姚依林负责。其他取消党组的部委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
“吴波是我下令让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下通缉令通缉他，就是通缉我。”“商业部，我们声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帮’。他身体不好，应当让他休息。那样揪斗，不符合主席整风的精神。中央知道姚依林的情况后，要他到中南海休息。他们跟着就下了通缉令，说谁隐藏姚依林，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通缉我了!中南海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周恩来还强调指出：
“你们对姚依林的通缉令要取消，必须把段君毅、王磊交出来。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子，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 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3月1日，周恩来在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会议上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周恩来还批评造反派说：现在不许乱揪人了，国务院要你们保证不得随意揪斗干部。要揪，打电话告诉我，我派联络员去把人要回来。打、砸、抢、抄、揪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不能都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如果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那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吗?不能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当权派。他还郑重提出：现在，业务工作已耽误了。各部要恢复正常秩序，部级、司局级干部要恢复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