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正英在中南海“避难”期间，曾参加周恩来召开的7个工业部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她回忆说： “当时我记得就是煤炭工业部汇报的时候，总理查问张霖之同志死的情况。煤炭部的造反派讲张霖之是自杀的。总理就不相信。总理说：张霖之同志是国务院的部长，是中央委员，我要对他负责，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那个时候造反派可嚣张了，递了个条子给总理。总理拿了条子一看，条子上写的是‘周总理，你的讲话跟中央文革小组不一样’。周总理当时就一拍桌子说：‘我当然不一样了，我是国务院总理，我要对他负责的嘛!’那次会议，总理对我们干部的负责，对我们干部的保护，令我们终生难忘。”⑨
谷牧说：“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
为了保护党和国家的老干部，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他让谷牧住进中南海就是很说明问题的一个典型事例。1967年1月30日，谷牧从四川、云南、贵州考察“三线”建设情况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国家建委的造反派揪走。周恩来派到各部委的联络员得知后，立即向他报告。他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第二天，造反派们开完批斗谷牧的会后，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了周恩来的联络员。为防止造反派再把谷牧揪走，周恩来叫谷牧不要回家，就暂住在中南海。
1967年2月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指出：
“谷牧不是‘黑帮’!谷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犯了错误，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说明，谷牧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国务院有工作，要他检查，可以定好时间，不要揪来揪去。”⑩
后来，谷牧在《回忆敬爱的周总理》一文中写道：
“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已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当晚，富春、先念同志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谈了出差观感。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