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员把我们送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住下，并对我们说：‘在这里你们安心好了，总理希望你们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我们同声回答：‘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
“刚住下不久，招待所又不断受到冲击。为了安全，总理把一些同志转移到中南海，我和另外几位同志被转移到京西宾馆。在京西宾馆期间，总理还经常派人来看望和慰问我们。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下，我在京西宾馆住了一年零一百天。”
“由于周总理的深切关怀和精心保护，才使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起得以幸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敬爱的周总理作中流砥柱，把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从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的法西斯专政下解放出来，还不知有多少同志要被迫害致死。我们的党和国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⑥
为保护受“文革”冲击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周恩来几乎逐一加以干预和落实。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这种方式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有：谭启龙、江华、杨尚奎、刘俊秀、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渭清、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王鹤寿、曾希圣、程子华、廖志高、霍士廉、杨超、高克林、朱德海等。周恩来想方设法把这些老同志分别接来北京后，先后安排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和京西宾馆。他还指派有关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为保护好宋任穷，严厉批评东北的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
为保证这些老同志的安全，他们的住处是保密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却透露给造反派们。因此，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也常常受到造反派冲击。来自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就曾冲进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同志揪走。周恩来得悉后，立即下令增派卫戍区一个加强连的解放军赶来保卫，并限令造反派立即放人，把李井泉等同志送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