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制定有关“文革”政策的过程中，受到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刁难、阻挠。为制定 “文革”中有关经济政策，9月20日，周恩来致信江青，要求他们不要拖延。信中写道：“ 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商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为制定和贯彻好“文革”中的有关政策，9月22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他在会上提出，领导干部要“宣传解释政策”。他说：
“干部要经得起考验，要清醒，不要怕‘炮轰’，戴高帽子也不要紧。在群众面前，要敢于承担责任，接受委屈。红卫兵是新生事物，势不可挡。对他们一是支持，二是保护，三是宣传解释政策。不能利用两派互相斗争，否则，把问题复杂化了，越闹越麻烦。‘黑帮’、‘ 黑线’不要再用了。‘黑五类’这个说法也不好。”③
周恩来不仅主持研究制定“文革”中的有关政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宣传、解释这些政策，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围绕政策问题，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为保护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反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仅举数例：
——1966年8月24日，为了有组织地集中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和国家的政策，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并由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26日，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随后，9月1 日和10日，在两次红卫兵座谈会上，周恩来听取红卫兵们的意见，并有针对性地向他们宣传、解释党和国家政策。对于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宣传、解释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情况，雍文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一文中写道：
“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 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3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