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有个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将抄自清华大学大字报中诬陷周恩来“搞折中主义”的内容，用电报发回当地，被邮电部门扣下。江青等人得知后，说什么“电报不好扣，可以发，但不张扬”。对此，11月8日，周恩来在电话请示记录上坦然批写道：“张扬出去也没有什么，这是大民主题中应有的文章”。一语中的，戳穿了江青一伙的叵测居心。
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说：党如果只是建立在一些个人威信上，而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掌握广大群众，那么，只要有几个有威信的领导人就可以把党的性质根本改变。他还说：犯路线错误不是反党，我们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讲“文革”时期出现的“路线错误”时，他说：
“这一时期我也参加了，不能说没有责任。现在有些学校就说我是‘折中主义’。那时中央决定我去清华解决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们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好了” 。
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策动下，进一步掀起了“倒刘”、“倒邓”的狂潮。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紧急约见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说什么“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明目张胆地指使造反派们“倒刘、倒邓”。紧接着，12月 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扬言，“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蒯大富按照张春桥的授意，12月25日，组织发起“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纠集五千多人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分路游行。会上和会后游行途中，造反派们狂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反动口号。
针对这种严重的动乱局面，12月31日，周恩来召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目蒯大富等 11名代表谈话，再次严正指出，反对张贴和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和口号。他说：“这样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有的红卫兵追问：“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 ”周恩来回答：“那是你们这样认为，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他还表示：“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让她书面回答问题。这个事情我可以办。但不能涉及刘少奇的问题。对刘的问题我不能回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