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严峻局势，周恩来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根据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同志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多次制止红卫兵和造反派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采取违法乱纪行径。10月12日，周恩来坚决制止清华大学造反派要把王光美揪到该校接受批判的无理要求。
10月18日，一些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清华大学也贴出“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劝说贴大标语的红卫兵，要求他们撤下大标语。第二天，周恩来接见在天安门张贴标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回答他们的提问，批评他们在天安门贴大标语的行为。他说：
“八大党章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主席的提议。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次开代表大会都提。”“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时就确立了。现在毛主席的威信是蒸蒸日上，谁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
“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没有权利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把标语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发动群众。主席的思想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针。 ”
“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没有的，你们就要多考虑后果。你们不能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
对于周恩来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采取的一系列约束、限制措施，特别是对刘少奇等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维护，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心怀不满，执意对着干。10月26 日，康生在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时，竟然诬蔑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他们一伙指使下，27日，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聚集10万人，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狂呼“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反动口号。从此，“倒刘、倒邓”的叫嚷甚嚣尘上。
随后不久，江青、姚文元等人攻击周恩来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江青诬蔑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折中主义”。姚文元也跟着鹦鹉学舌。10月31日，在首都文艺界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他影射攻击周恩来，说什么“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江青一伙的鼓噪，煽动起一些学校的造反派张贴诬蔑周恩来搞“折中主义”的大字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