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
接着，毛泽东讲“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10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主动作自我检查。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楚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要保。”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一方面提出，“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另一方面主张“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 文化大革命”广泛而深入地进行到底。而林彪、江青一伙以此为名，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并略去了毛泽东的批语，扩散到社会上，成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在林彪、江青的策动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的狂潮。红卫兵和造反派明目张胆地攻击、诬蔑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中央领导同志，肆无忌惮地揪斗各级领导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