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认识，周恩来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17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宣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陈伯达、张春桥为林彪起草的这篇讲话稿，本来写的是“ 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在快要讲话时，陶铸、王任重对毛泽东说：“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太重了，中国人最怕“反革命”三个字。毛泽东说：那就加个“对”字，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林彪就按照这样讲了。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春桥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概念不清，容易误解，文字不通，表达不清。毛泽东说：那就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据王力说，当时周恩来不在毛泽东身边，不知道改动的情况。
陈伯达、关锋、王力为《红旗》杂志第13期起草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原来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稿改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红旗》第13期社论也照改了。为此，这篇社论10月2日才广播，3日才见报。
江青为了影射攻击周恩来，要求在社论中写上批判“和稀泥”、“折中主义”的内容。这篇社论宣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对这篇事关“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论，竟然没有报送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审阅。这篇社论发表后，周恩来曾明确表示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曾对他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说过。刘西尧在题为《“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的文章中回忆说：“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当天我见到周总理时，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不了台。当时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而陈伯达却绕开了总理和中央政治局。”
周恩来的这种担忧不幸被言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盾所向是对着那些派出或参与工作组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是对着一大批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而在周恩来看来，这个“五十天”中的“错误路线”问题已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