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狂飙兴起时，虽然周恩来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卷入的，但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革命”，力求理解，争取跟进，并对“文革”中出现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加以约束和限制。当时，极左思潮和极左行为泛滥，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篡权，惟恐天下不乱。在这种极度动乱的局势下，对 “文革”加以约束和限制往往阻力重重，但周恩来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以尽可能减少“文革”造成的破坏和损失。
对迅猛兴起的“文革”，主张“加以约束、限制”。
对“红卫兵运动”中的种种违法乱纪行径，周恩来不能熟视无睹，不能置之不理。1 2月19日，他在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大会上讲话时，针对打人、体罚等现象屡禁不止，主张“ 加以约束、限制”。他严肃指出：
“这是应该制裁的，要给这种违法乱纪现象以打击。如果我们让这样违法乱纪、严重打人现象流传下去，就要造成一种白色恐怖。”
“就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常常估计不足，对于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的来到，精神准备不够，总是要想方法，把它分步骤，或者分期分批，加以约束、限制。 ”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在“文革”期间，他自始至终对一些过激言行和违法乱纪现象，总是想方设法“加以约束、限制”。就是对林彪颂扬毛泽东的一些不科学的说法，周恩来也当面劝林彪“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1966年7月11日、12日，周恩来在武汉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让他看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并建议他同林彪谈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讲到林彪5月18日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时写道：“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7月14日，周恩来从上海飞抵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劝林彪对毛泽东的颂扬应该注意实事求是，“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当时，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他5月18日的讲话。但是，过后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仍然我行我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