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刘西尧听周恩来说起过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九一三事件’后，我听周总理说，在1966年通过《五 ·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针对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对叶群的指责，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叶群在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被政治局多数成员否决。林彪叛逃后，周总理提起此事讲，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荒唐。当时他感到很惊讶!”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主持全会，邓小平宣布全会议程，刘少奇做工作报告。报告后半部分着重讲“文化大革命” 发动以来的工作，对派工作组问题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插话批评说：“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8月2日，周恩来在全会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他说：
“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销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北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 ⑧
“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要替北京市负起更多责任来。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 ⑨
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他说：“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还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刘少奇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京，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着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