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康生召集调查组成员在钓鱼台宾馆开会，向他们提前透露了《五·一六通知》内容，并讲了北大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的问题、北京市委的问题。曹轶欧则说：这次调查， “重点是北京大学”。“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后来，1967年1月22日，康生还表功说：派这个调查组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
1966年5月14日，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提出向调查组作一次汇报，曹轶欧拒绝。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他们没去住，却住在西颐宾馆。调查组背着北大党委，进行了一系列诡秘活动。据刘仰峤后来说：曹轶欧找过聂元梓等人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往上揭，明确要他们揭发陆平、宋硕、市委”。他证实：“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联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在康生、曹轶欧的指使下，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炮制的大字报。随后，北大师生自发地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批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由于康生派调查组到北大发难的举措是背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之后，刘少奇、周恩来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高等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到北大。他们先向北大常委会了解情况，接着向全校党员干部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他们讲话时，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李雪峰说：是党中央让我们来的，是周总理让我们来的。他批评大字报的内容有点泄露党的机密。他还说，对于贴大字报，中央只要求一条，党有党纪，国有国法。随后，张彦传达中央批转的外办文件，并传达周恩来交代他补充的四点通知。他说：“总理特别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就是要严格执行内外有别。”
当晚，中共华北局来人还找聂元梓谈话。聂元梓交代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搞的，是曹轶欧要我们搞的。”
这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从《光明日报》总编室合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广泛动员群众，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于是，他当即批示康生、陈伯达：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
由于不知内情，听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北京大学许多师生很不理解，愤愤不平，校园里还贴出了一些批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有人高喊“不要盲从”，有人说“在3小时内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气焰压下去”。到当晚23时4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就接到询问和质问的电话59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