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二十三条》后，毛泽东对中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强调要形成“整个阶级斗争”，甚至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时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④
这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当晚，他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吃饭，江青也在座。他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是上述“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的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于是，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发出号召：“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在酝酿准备期间，毛泽东认为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不足以全面解决问题，开始思考和酝酿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后来1967年12月3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回顾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构想。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 ” “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