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制定《二十三条》时发生的分歧和争论，是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动因。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②
“文革”的历史证明，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防修反修，但这些发动“ 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过去提出过或支持过的。终于找出“一种形式”，即通过 “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极其严重。国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 “变修”。国内，各级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而从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对形势估计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更使毛泽东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领导。他的这种担心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流露过。2002年1月18日，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对她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 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进一步明确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