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龙头朝鲜
7世纪，中国疆域最辽阔的唐朝将其帝国的统治从首都长安向北扩展到蒙古和朝鲜，向南扩展到越南，向西穿越中亚远达阿富汗和波斯。这些臣属国和被保护国都受到来自其征服者的信仰和文化方面的深刻影响。这是在朝鲜的一座庙宇的旗杆顶部发现的、具有与众不同的中国风格的青铜龙头，这证明了，唐朝的影响已远至朝鲜这样的国家，而这种影响的到达最初或许是通过海路达到的。
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35式航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七新罗国交恶时为止36。在八世纪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就如，唐朝也为渤。自日本的船只航行的正世纪未期，即日本与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唐朝船。虽然新罗船只在这些水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40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且也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41。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这条航道也是从肥前出海的，来时，日本人为了躲避。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宁愿搭乘更安全的朝鲜船，经由山东到达淮河河口，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朝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的商船也时常来往于北方的海域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经由南中国海的贸易决定于海洋季风的周期性转移。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启航离开广州的42。东北季风也是使距离唐朝以西数千里之遥的，波斯湾大港的商船启航的季风，甚至在由唐朝启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就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九月或者十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六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西南季风会带着他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在中国南部的目的地。东、西方的共同规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43。
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印度洋是一个安全而丰饶的海洋，各国的船舶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这时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保护，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位于波斯湾上部的巴士拉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东方贸易的繁荣44。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可是当时最大的船只还不能驶入巴士拉。另一个重要的港口是位于巴士拉以下，坐落在波斯湾头的，波斯古代港口伍布莱。在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最富庶的城市是位于海湾的波斯一边，处在设拉子下方的西拉夫城，西拉夫的繁荣完全要归功于东方贸易。直到977年被地震摧毁为止，西拉夫城一直在海湾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45。西拉夫城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但是也有一些阿拉伯潜水采珠人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阿曼，将要乘船前往印度和唐朝的商业冒险家46。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起来造反的非洲奴隶掠夺了巴士拉和伍布莱，使得海湾与远东地区的贸易大大衰退，而此后巴士拉的衰落，对于海湾与远东的贸易来说，就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47。
陶船
东汉明器高16、长54厘米 1954年广东省广州市先烈路出土这件陶船船首有碇，用于船只的停泊。船后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尾部。它不同于近代的舵，还保留着由梢演变而来的迹象；但比梢短，比一般河船的舵则长些。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要发明，这是现知最早的例子。陶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如按陶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真船可长达14—15米，载量约有“五百斛以上”。此外甲板上还布置有6组矛和盾，说明这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的模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