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皇幸蜀图
李昭道唐代长卷绢本设色纵55.9、横5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面描绘的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唐明皇逃往四川避难的情形。右下角,明皇骑马从山路飞奔下来,突然看见小桥,马惊而不前。先行的侍从正在一小块平地上疲惫地坐着,队伍声势浩大却狼狈不堪,艰难的蜀道的确难为了这群养尊处优的人。作者因为政治原因而着重加强了春天山岭间的诗意,层峦叠嶂中飘浮着片片白云,树木流水秀丽动人。人物虽然很小,却分毫必现,使人轻易分辨其身份。李昭道擅长青绿山水,官至太子中舍的他,传说直接参加了唐明皇的这次逃亡。
对于新的文人阶层来说,玄宗统治时期是一个胜利辉煌的时代,政治家张九龄卓尔不群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张九龄生长在酷热的南方,是南方的土著人,是武人和政治家的对头,也是南方人和商人的朋友。然而,文人的辉煌并不长久,同样也正是在玄宗统治时期,特权阶层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特权阶层的胜利是随着李林甫的专权而实现的,李林甫的专权则迎合了唐玄宗希望加强政府权力的愿望18。当专权者李林甫死后,受到他庇护的安禄山(“禄山”,Rokhshan,意思是“光明”)19在河北地区“纯”汉族血统的一些氏族的支持下,立即亲自出兵,发动了反对新贵族的战争。安禄山率领麾下能征惯战的将士,从东北地区进入了黄河流域,洗劫了唐朝的东、西两京20。安禄山的叛乱,使八世纪后半叶成了衰落和毁灭的时代,也导致了唐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21。八世纪也是唐朝边疆地区形势变动不居的时代:新建立的南诏国(即后来的云南省)的武士们横跨在通往缅甸、印度的道路上,不肯放弃们的独立地位。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则在八世纪中叶兴起了回鹘政权—回鹘人既是唐朝傲慢的朋友,同时又是它的对手。在东北地区,正在兴起的契丹民族(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中,他们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也在逐步侵蚀唐朝边镇的势力。吐蕃人一直骚扰着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丽族大将军高仙芝将他们打败为止。但是在天宝十载(751)形势急转直下,高仙芝这位英雄在塔拉斯河畔目睹了自已的军队在阿拔斯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被打得分崩离析的境况。此后,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亚,大食人也开始在唐朝各地出现了:大食军队曾经帮助唐朝政府镇压了安禄山的叛乱,而(相反地)在短短的数年之后,大食海盗却卷入了对广州的劫掠22。对于外来的宗教信仰而言,八世纪是一个容忍和默认的时代,各种教派的佛教徒、叙利亚籍的景教徒以及回鹘族的摩尼教徒都聚集在唐朝的城市里,他们得到了唐朝政府的保护,在各自的圣殿中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吟诵祈祷文。
北方地区在遭到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的蹂躏之后,经济和文化的恢复阶段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头二十年。按照我们的看法,唐朝九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左右开始,到917年23,随着唐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的。九世纪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随着两税法颁布后的紧缩时期的到来,在九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物价就开始逐渐上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难一起接踵而至,天灾人祸导致了昂贵的进口货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极端匮乏,同时也带来了遍及唐朝全国各地的大灾难24。九世纪历史上最有毁灭性的灾难是黄巢起义,在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唐朝境内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因为黄巢起义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其中特别不幸的事件是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对广州外国商人的大屠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贸易活动,而且也破坏了来源于贸易的税收财源25。九世纪是唐朝在其原来的附庸国和保护国中的威望下降的时代,而且也是唐朝的新对手出现的时代,例如,南诏人当时成了古代中原王朝在越南的保护国的入侵者26,而黠戛斯人则成了强大而老于世故的回鹘人的征服者。回鹘的衰亡使他们的国教摩尼教在唐朝失去了保护,在武宗会昌五年(845)大规模迫害外来宗教的运动中,摩尼教也和佛教一样,遭到了劫难。这场迫害运动的目标是使僧侣们还俗,并将大批青铜神像改铸为钱币,而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税收27。只有在产生了畏惧和排外的背景之下,这些经济的动机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8。九世纪也是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国家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的世纪。强大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中心变成了小朝廷,而李唐皇室及其大唐政权也最终在十世纪时从历史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