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她，这些都不是真的。我见过很多传教士，他们都是一副慈悲心肠，并且愿意做任何事来帮助中国的穷人。我还告诉她，他们为那些可怜的孤儿做了些什么：给他们住所、食物和衣服。有时他们还到内地去，看到被父母所遗弃的盲童，就领了回来，抚养他们。像这种事情，我就知道好几起。那些乡下人把他们的残疾孩子遗弃给传教士，因为他们实在太穷，养不活孩子。我还对她讲了他们所办学校的情况，以及他们怎样帮助穷人。太后于是笑了，说：
“我当然愿意相信你所说的这些，不过，为什么这些教士不留在自己国家，帮助他们自己的老百姓呢？”
我心想，要是说得太多，对自己显然没什么好处。但是，我希望太后知道，对于有些传教士来说，他们在中国的日子是他们一生最恐怖的一段时期。就在不久前，1892年6月，有两个传教士在汉口附近的武穴被杀，教堂也被暴徒焚毁。当时，我父亲受总督张之洞的委派，负责调查这一事件。经过了种种困难，才抓到三个凶手，依照大清刑律，判决他们在站笼里站死。官府还给了被杀传教士的家属一笔赔偿金，才算了事。1893年，扬子江边靠近宜昌的麻城天主教堂被毁。暴徒说，他们看到教堂里有许多中国盲童被挖去了眼睛，关在教堂里做苦工。宜昌知府也说确有其事，于是我父亲就提议把盲童带到衙门里来当面询问。知府是个极其阴险刻毒的人，并且极端仇视洋人。他召来盲童，先给了他们许多好吃的，然后教他们说的确是传教士挖去了他们的眼睛。但是第二天孩子们被带到衙门里的时候，都说传教士待他们非常和善，给他们房子、食物和衣服。他们说，早在成为天主教徒之前，他们的眼睛就瞎了，还说知府如何教他们说谎。他们恳求送他们回教堂的学校，他们在那里非常快活。太后说：
“他们帮助穷人解除困苦，这固然很好，就像那以己之肉身饲饿鸟的我佛如来。不过他们要是让中国人自己做主，由他们信自己的教，这样我就赞成了。你知道拳乱是怎么闹起来的吗？这就要怪中国的洋教徒了。他们对待义和团的人很恶劣，义和团于是就要报仇。麻烦就在于草民无知，他们闹得太过火了，又想藉此机会发点财，于是在北京城里到处放火，只要能抢到钱，不管是谁的房子，就一把火烧了。中国的洋教徒是些最坏的人。他们劫掠穷苦的乡下人，抢田霸地，横行乡里。而那些传教士还护着他们，为的是自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不管哪一个中国洋教徒，若犯了法被带到官府的衙门里，他们跪都不跪，也不服从中国的法律，根本不把官府里的人放在眼里。这些传教士则尽一切所能保护他，也不管他是对是错，相信他说的任何话，一定要官府放了才肯罢休。你还记得光绪廿四年，你父亲所定下的在教案发生时如何对待传教士的规矩吗？我知道平民百姓中有不少人信了洋教，他们是一些遭际不幸的人，我不相信有哪个上等人会是洋教徒。”太后说到这里，向周围看看，低声道：“康有为曾经想叫皇帝入教，但只要我还活着，谁也别想信教。我也承认在有些方面，外国人的确值得钦佩。像他们的海军、陆军和机械师，都比我们强。要说到文化，我看毫无疑问要数中国第一。我也晓得，有很多人相信，朝廷和义和团是串通一气的，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刚一察觉到暴乱，就颁布了几条谕令，马上派兵镇压，然而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我当时决意不离宫。我一个老太太，是死是活，早已不在乎，但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的这些故事。人人都信以为真，并且很快就叫京城里的外国人都知道了。
“还是说说拳乱的事吧。那时候，我受到了奴才们怎样恶劣的对待啊。没一个人愿跟我走，在我还根本没打算出京的时候，很多人就逃得不见踪影。那些留下来的，也不做事，站在一旁等着看热闹。我决意要问问到底有多少人愿意跟我走，就对他们说：‘你们愿意同去的就跟我走，不愿意的就离开我好了。’让我大感惊讶的是，站在那儿听我说话的人寥寥无几，只有17个太监、两个老妈子和一个叫寿珠的宫女。他们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跟着我。我一共有三千太监，几乎全跑了，我要查点都来不及。有些恶劣的家伙甚至敢在我面前无礼，把我贵重的花瓶扔在石板地上，摔得粉碎。他们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没法责罚他们，因为我们正要动身离宫。我大哭，祷告祖宗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每个人都陪着我一同跪下祷告。家人中唯一和我同走的只有皇后。我的一个近亲，平时我很喜欢她，对她有求必应，这次居然也不愿意跟着我。我知道她为什么不肯走，她寻思那些洋兵准会把每一个逃出宫的人抓住、杀掉。
“离开北京大约七天之后，我派了一个太监回去看看还有谁留在宫里。她问那个太监，是否有洋兵追我们？我是否已经被杀？不久之后，日本兵占了她的房子，把她赶了出来。她想，无论如何这回只有死路一条了；又一想，我既然没死，没准她还可以赶上，和我们一起走。我搞不懂他们如何能跑得那样快。一天傍晚，我们正寄宿在一幢乡下人的小屋里，她和她的丈夫（一位好好先生）走了进来。她说她如何想念我，时时刻刻担忧着我是否平安。一边说一边哭。我不想听她说些什么，明白告诉她，她所说的这些我一个字也不信。打那以后她就不再来了。那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每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坐进轿子，直到天黑随便找个村子落脚。我相信你会同情我，像我这么大的年纪，还要遭这样的罪。
“皇帝自始至终都是坐骡车，皇后也是。一路上我不停地祷告，求祖宗保佑，可皇帝却一路沉默，从不开口。一天，忽然下起了雨，雨下得那样大，几个轿夫逃走了，骡子又莫名其妙地死了好几匹。天不是很热，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浇着。五个小太监也跑了。事情是这样的：头天夜里，他们去找那位已经相当尽心尽责的县令，要这要那。县令跪在地上，恳求他们不要大声嚷嚷，并答应一切照办。我听了十分生气。眼下这样的处境，对于地方上的供给，我们应该知足，怎能苛求。于是我责罚了那几个太监，他们竟跑掉了。
“花了足足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总算到了西安。这时候我是如何疲乏和劳累，简直没法说，加之忧心如焚，我一下子病倒了，一病就是三个月。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决不会忘记这些。
“光绪廿八年初，我们回到北京。当我看见自己的宫殿，又是一番伤心。唉，全变了！大量值钱的古物器皿不是被偷便是被毁。西苑的贵重物品被一扫而空。那个我每天都要烧香敬拜的白玉观音被人砍断了手指。几个洋人还坐在我的御座上照了相。在西安的那会儿，我就像是个被发配充军的。虽然巡抚衙门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准备，但那房子陈旧潮湿，不利于健康。皇帝也病了。要讲清楚每一样事情，怕是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我寻思，所有的苦头这回算是尝够了。不过还有最后一桩最糟糕的，以后再对你讲吧。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全部真相。
“现在，还是回到康格夫人请求私人会见这件事情上来。我认为，必定什么特别的事情。希望她不会提什么要求，我最不愿意当面拒绝人家。你能不能猜测一下到底她会要些什么？”我告诉太后，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事情，况且，康格夫人自己是个熟知中国礼节的人，我不认为她会有什么要求。太后说：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康格夫人总要带上一位传教士做她的翻译。现在有了你母亲和你们姊妹俩，总是可以了。外人做这事我总不太放心，况且，她的中国话我也听得不是很明白。有时候，我倒是愿意见外交使节的夫人，但不愿见教会里的人，有机会我就会阻止他们来。”
第二天早晨，庆亲王对太后说，美国海军少将伊文思夫妇及随员要来朝见。美国公使请求过两次，昨天所说的康格夫人请求私人会见，其实是他给弄错了。
正式的早朝结束之后，太后笑着说：“我昨天可不是说过么，请求一次朝见总是要有个理由的。我倒很愿意见见这位美国海军少将和他的夫人。”她转过身，对我们说：“务必把一切都安排好，把我的房间换个样子，免得叫他们看出我平日里生活的样子。”我们都回答：“喳。”但心里却很清楚，要把宫里整个地换一副样子，实在是一件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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