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京已经没有了我们的房子，我们不知道往何处去。因此在天津的时候，父亲就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托他们帮忙找一个安身之所。大概多少费了一些周折，总算找到了一处，而且说起来，还是一处颇有名的所在：是李鸿章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也是他老人家寿终正寝的地方。我们是李鸿章死后住进这里的第一户人家，因为中国人非常迷信，很忌讳这个，他们相信，如果在这座房子里生活，肯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很快就在这里建立了我们的安乐窝，而且也并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尽管此前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说，只要我们胆敢住进这个不详之地，这些可怕的事必定会不请自来。不过，要是把我们的房子被烧毁这件事联系起来看，我恐怕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
房子被烧毁的损失怕是永远也不能恢复了，因为我父亲，一个政府官员，要是以他的地位来谋求恢复他损失的这份钱财，那肯定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除了可能的声誉损失之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总是被假定为在为国家服务时，从不应该考虑自己和家庭的利益，因此要求他们对于在公共事务中的私人损失，只能承担，不能抱怨。
1903年3月1日，庆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振贝勒来看我们，并说太后想见见我母亲，还有妹妹和我，希望我们翌晨六点赶到颐和园的万寿山。母亲告诉庆亲王，说我们这些年在国外一直穿着洋装，现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满族服饰以供穿戴。庆亲王回答说，他已就此事禀呈太后，太后倒是希望我们穿着洋装晋见，因为她也很想借此了解那些外国人的装束。我和妹妹为在这样的场合到底应该如何着装才算得体，而感到十分为难。妹妹希望穿她那件淡蓝色的绒袍，因为她觉得那种色彩最适合她。在我们还是小女孩时，母亲就一直为我们姐妹选择同样的衣服。我说我这次要穿一件红色绒袍，因为我相信这种颜色是太后所喜欢的。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的意见最终被采纳了。我们戴着鲜艳的红帽子，上面插着漂亮的羽毛，我们还选择了相同颜色的鞋袜以使整个颜色协调。母亲穿的是海绿色的绒袍，镶着淡紫色的花边，黑色的帽子上插着长长的白羽毛。
我们家住在市中心，离颐和园大约有36华里，唯一代步的工具，就是轿子。我们必须在凌晨三点出发，这样才能在六点赶到颐和园。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宫，可想而知庆亲王带来的消息是如何让我们激动。很自然，我们也不免时时担心：装束看上去是否得体？能否准时到达颐和园？以及诸如此类。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梦想着能走进皇宫，看看那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京城之外—事实上，应该是中国之外。使我们没有机会进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我和妹妹出生之后，父亲一直没有到政府专门设立的满洲儿童名册上去登记我们的名字，所以直到我们从巴黎回来，太后才知道，原来裕庚还有两个女儿。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之所以不去登记我们姐妹的名字，就是为了不让太后知道，这样可以让我们在国外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根据满清定制，凡二品以上满族大臣的女儿，到14岁时就必须进宫，可能的话还会被皇上选作嫔妃—太后当年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而父亲，则另有打算，他对我们姐妹有更大的期望。
这天早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了，四周漆黑，我们乘坐的是那种四人抬的轿子，轿子的四周各有一名轿夫。走这样长的路程，须有两班轿夫轮换，所以三乘轿子共有24名轿夫，这还不包括每乘轿子前面的领班，此外，每乘轿子还有三名骑兵军官护卫，轿子的后面，则跟随着两个仆从。另有三辆大车走在最后，是预备给轿夫轮流休息的。这样，我们这一大队人马共有45个人，9匹马，3辆车。
四周黑幕沉沉，万籁俱寂，除了轿夫喝道的粗哑嗓音和马蹄得得声，什么也听不到。路很不平坦，轿夫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路面上的石块和凹坑。对于那些没有乘轿长途跋涉这种经历的读者，我要告诉你，这可不是什么舒适的交通工具，因为你自始至终必须一动不动坐得笔直，否则就有翻轿的危险。这次旅行真是漫长难捱，等到远远地看见颐和园的宫门时，我已经身体僵直，疲惫不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