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月2日，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以及众多的随员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仆人等等，总共有55人吧，乘船从巴黎回到上海，结束了他四年的外交官生涯。抵达上海港的时候，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这可真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想想看，单是我们这么一大群人要找个栖身之所，就是一桩天大的难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行李需要照看了。照以往的经验，旅途中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那些随员和仆人总是不大能指望得上的。自然而然，照料这一切的责任，就只好落到母亲的肩上。的确，母亲在处理这些麻烦事情方面，简直是个天才。
当船抵达法租界的黄浦滩时，我们见到了上海道台（本市最高行政长官），还有众多的地方长官和其他文职官员，这些人一律身着朝服。道台告诉父亲，他们已经准备好“天后宫”作为我们逗留上海期间的住所。但父亲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并告诉他：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电报给法租界的侨民饭店，想必他们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父亲1895年出使日本时，曾在这家所谓的“天后宫”住过，鉴于从前不愉快的经验，我们可不想做第二次这样的尝试。平心而论，天后宫也还算得上是一座漂亮的建筑，但毕竟年久失修，不免有些陈旧破败。照规矩，凡高级官员途径某处，地方上总是要竭尽全力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在通常情况下，谁都不好意思推辞，也就客随主便了。然而，父亲总是会婉言拒绝地方官员这些好意的帮助。
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侨民饭店。那里有两封从宫里发来的电报正等着父亲，电报命令他即刻进京。但眼下这个季节，去往天津的河道还在封冻期。而此时父亲已经年迈，且身体十分虚弱，几乎每时每刻都需要医生的照料。如果绕道秦皇岛，长时间的疲劳旅行，对于父亲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父亲回了一封电报，说是待北河甫一开冻，就乘坐第一班轮船离沪抵津。
2月22日我们离开上海，26日抵达天津。照例有天津道台和他的随从以及一干人等，来接待我们（这和我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这儿有一种很古怪的礼俗，每个出使回来的大臣概莫能免，那就是：当他的船只抵达中国海岸的时候，必须上岸“请圣安”。这样隆重的仪式，像道台这样的低级官员，是没有资格主持的。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好也在天津，他派了一个很干练的属僚持了衙门的公文找到父亲，说一切准备就绪，让父亲上岸去请圣安。
百事停当，父亲和袁世凯穿着整齐庄严的朝服—龙袍、朝珠、顶戴花翎以及诸如此类吧—向万寿宫进发，那是一座专门为此种仪式而修造的建筑，一班职位较低官员早已等候在此。在万寿宫后殿的中央，摆放着一张狭长的桌子，上面立着皇上和太后的圣位，上书“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督（在这里就是袁世凯了）和一行官员已经先行到达。袁世凯站在桌子的左边，其余官员分立两厢。不一会儿，父亲走过来，径直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说道：“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裕庚叩请圣安。”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安康，袁世凯答道：“他们都很好。”于是，仪式就算结束了。
在天津呆了三天，29日抵北京。这时候，父亲的健康状况越发糟糕，便请求太后恩准，得到了四个月的假期，打算好生调养。在我们一家去巴黎之前，原已修造了一所漂亮的住宅，但不幸毁于1900年的拳乱，这使我们家蒙受了超过十万两银子的损失。此次回京也就只好另租了一所中国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我们家原先的房子也并不是新建的，在我们买下这处房产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座非常不错的旧式中国房子，那原是一位王爷的宫邸。在经过精心设计和重新装修之后，它就变成了一座漂亮的西式住宅了。我这里使用“西式”这个说法，不过是说这座中国房子看上去有一种西洋的风格，门窗、走廊、家具陈设，等等，是“西式”的；但房屋的排列和庭院的布局，又完全是中式的，像北京的其他中国房子一样，有着一种非常闲适的风格，并且，还有一个差不多10英亩的花园。峻工之后，我们搬进去只住了短短4天，就要离开北京去巴黎了。我们对于即将失去这所美丽的房子都感到非常的伤心，要知道这所房子是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心血和金钱改造而成的。不过，对于一个中国高级官员来说，真不知一生中要承受多少磨难，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北京的房子都有一种闲适的风格，而且占地很大，我们家从前的那所房子也不例外。它一共有16间平房，大小房间共有175间，全都面向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房与房之间有走廊相通，即使你走遍所有的屋子，也无需跨出大门一步。读者或许感到奇怪，这么多间房子难道都能派上用场吗？你不妨设想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而且还有秘书、文员、信使、仆人、马夫和轿夫，你就会知道，这些房子一定都能物尽其用。
环绕着房子的花园是中国式的，小池塘里养着金鱼，夏天开满美丽的荷花，小桥轻架，垂柳拂岸，蜿蜒的小径两旁，花影婆娑。1899年6月，我们离开那儿去巴黎时，整个花园一片花和植物的海洋，见者无不赞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