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死得像个傻瓜》的首场演出日期到了。约会地点订在了剧场。这一次，我没穿我那件小腰身的女式大衣，穿的是一件黑色连衣裙，和雷吉娜那件黑连衣裙一个颜色，比她那件更性感，更透明，面料是绸子，上面布满了发亮的小点点。样子是我自己设计的，参照的是玛丽·康特的式样，短小，轻盈，然后偷偷地让为我母亲做衣服的女裁缝给做好了。每次试衣服，我想的都是他。穿这样一件衣服，我至少可以不像个中学生，可以不像个资产阶级。这是一件理想的道具，能吸引他。因为我心里只有一件事：吸引他。
我披的那条宽宽的毛料披肩，是我从母亲的衣橱里拿出来的，脚上穿的薄底浅口皮鞋，是用我省出来的钱买的。为了讨一个男人的欢心而打扮，我这是头一次。这身穿戴让我很得意，但有一种乔装改扮的感觉。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人了。我知道，考虑得太多对我没好处。我描了描眉，描得比平时更重些，然后又擦了点粉。
导演助理在收门票的地方等我。我穿过人群，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导演本人突然出现了。这是个矮壮的小个子，长着一头褐色的头发，眼露轻浮。我们走进一条通往后台和包厢的走廊，那走廊又长又窄。
他在那儿。我只看到了他那条玫瑰色领带。他只看到了我这件透明的连衣裙。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满脸惊讶的样子。
“你母亲怎么会让你穿这么一身衣服就出来了！”
看着他那副眼神，我很得意，笑了。
“你笑起来挺好的。”
他抓紧了我，把我拉到他怀里，吻了我。我的到来惊动了那些演员，都纷纷从化装室走了出来。他介绍了我。
这个晚上让我觉得眼花缭乱。一切都显得新奇，特别。在一个名流会萃、观众爆满的大厅里，人家把我安置在第一排，同那些特权人物和官员们在一起，我已经被当作剧作家的“未婚妻”对待了—我进来的时候，已经引起一些人的好奇目光和窃窃私语，这些人中就有记者。那些记者我从未见到过，这很自然，因为我们跑的不是同一个领域的新闻。作为一个新手，我跑的是交易会和社交场所。一些热情的支持者又齐声唱起了“埃瓦里斯特之歌”，那本是一首歌里的迭句，年轻的天才数学家埃瓦里斯特唱过，所以那些迭句就被称作了“埃瓦里斯特之歌”。早在1968年3月，埃瓦里斯特就成了革命者，他临时充当了歌手，成了那个动荡的春天的象征性领导人，那个春天的场景也成了编年史上的重大时刻。剧院大厅里充满了战斗气氛，一片欢声笑语，接下来是出奇的安静、肃穆。我虽然不是很懂，邻座人笑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笑。实际上，对报纸上发表过的那些漫画和对白，我常常觉得自己一窍不通，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奥妙和政治上的影射，而这出戏就是导演根据这些漫画和对白改编而成的。从整体上看，这是针对消费社会的一出令人发笑的讽刺剧。
他是个英雄，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除了眼前令人惊异的现实，什么都不存在了。
红色大幕落了下来，顿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喊出了他的名字，接着，整个剧场就有节奏地喊了起来。他从后台出来，走上了舞台。和两个小时以前他在包厢门边等我的时候相比，我觉得他更高大了，更有吸引力了。他那双黑眼睛望着我，我也不眨眼地望着他。此时此刻，我感慨万千，所以我向他投过去的微笑，多少有点苦涩。这中间有恐惧，有羞愧，有快乐，也有愿望。是一杯五颜六色的鸡尾酒。
“怎么样，我的话剧让你高兴吗？”
“我笑了”，我答道。
我没敢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我更想做的是吻他。
他容光焕发。我们和演员们一起在剧院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了晚饭。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让我着迷，让我觉得自己生活在梦境里，但我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小时候，第二天就得交的拉丁文翻译作业我不去做，而是关在屋子里写剧本，而且自编自导自演，自己给自己分配好几个角色，难道说，他就是我那时为自己创作的人物吗？
我把头扎在他怀里，要不是怕别人笑话，我真想趴在他肩膀上哭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