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消费者或因为消费经验欠积累，或因为需求较为迫切，对于居住的品质是不那么苛求的。
为了实现某种居住目标，他们在很多最基本的居住指标上做出了不应有的妥协，这使今日中国的中产获得的居住质量与其付出的不那么匹配。
空间对人的居住是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的住宅设计大都是参考香港和台湾的设计标准，那两个地区人口密度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出了名的，但因为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初受那两个地区的风尚影响最多，第一批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的，中国大陆最容易实地考察的也是香港为先，台湾为次。我们认为自己要偿还四十年的住宅欠债，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善国民的居住条件，香港似乎是极有借鉴价值的。于是中国的大城市里一栋又一栋高楼拔地而起，住了几十年的平房，住过的最高的楼房是六层。乍搬进需要乘坐电梯才能进入自己家的高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甚至作息规律也改变了。所有这些改变在大家的经验里都是个意外。为了适应这种新生活，现代都市人相继放弃了原有的许多东西。
比如良好的通风。迄今为止中国建设部颁发的建筑设计标准对于通风一项没有细致的规定，而中国目前的许多大楼都采用封闭式的建筑，因为这有利于节能，楼内的中央空调只有进风口，没有出风口，旧的空气排放只能靠大厦开着的门，如果那大门再是自动开放的，它开的时间比合的时间少，于是污浊的空气就在室内长时间停留着，再加上从垃圾间、垃圾道泛出的污浊空气(污浊不是以气味浓重为标志的)，楼道内的空气可想而知。
但这是我们的消费者妥协的。
电梯的速度也是消费者妥协的，发展商为节约成本，很多电梯只有1.75米/秒的速度，有的甚至才1.5米/秒。20多层的高楼，每层七八户，只有两部电梯的配置标准是很普遍的，每天住在中高层的居民有多少时间用于等待电梯可想而知，十年累积下来的候梯时间可能就是数月，但很少有消费者关注过电梯的速度，更很少有人为此放弃一个楼盘。
说到电梯，中国的消费者还在妥协的一点是电梯工，对于操作简单的设施，还要雇专人开动，正面意义是增加就业机会，扶老携幼，但其负面意义却可以列举出更多，例如小道消息的传播、对电梯空间的占用、电梯工休息时间、住户被迫不能使用电梯等等，但大家也妥协了。
我们的空间被不断压缩着，一个空间本来能够变得更丰富的可能性随着在每一个细节上的妥协渐渐萎缩了。
在很多细节上的妥协酿成的后果却远不如当时以为的那样无关紧要。比如暗卫的问题(就是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卫生间通常是病菌最易滋生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观念里，卫生间都是独立于厨房、卧室、餐厅、客厅等生活空间之外的，而且很多都不是全封闭的，为的是保证良好的通风。但现在卫生间在公寓里是无法与各生活空间分开的，即使装修再豪华的卫生间仍然无法解决暗卫导致的通风不畅的问题，仅靠换气机是很难排净室内污浊空气的，那么大量污浊空气势必会飘散在整个住宅内，室内空气质量可想而知。
从卫生角度讲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室内空气质量，另一个方面是通风状况。室内空气质量不好，但如果通风好，即能保证足够的新风量，室内空气质量便会有较大改善。现在市场上出售的排风机都是单向的，它只是抽出室内空气排出屋外，但却无法令新风进入室内(而写字楼正相反，只有新风送入，却无法排出室内污浊空气)，日复一日由卫生间产生的大量污浊空气对整个住宅内的空气质量影响很大，尤其是夜间门窗紧闭的时候。
再比如层高的问题。为了保证良好的通风，中国人传统的居室都在净高3米以上，西方国家规定净高在2.9米以上，但中国目前的规定是层高最低可以是2.5米，净高则只有2.35米～2.4米。有不少开发商在开发城市公寓时为了追求商业利润会尽可能地压低层高，“超薄”空间成了我们这个年代都市建筑的一种病症。超薄空间带来的直接危害表现为影响居室通风，更长远的危害是在这样低的层高里生活达到10年，患心理疾患的概率会超出居住在净高2.7米以上的人群。
超薄空间不仅体现在层高上，还体现在楼板和墙壁的厚度上。其实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红砖楼有很好的隔音效果，因为那些建筑无论是楼板还是墙壁的厚度及材质都能隔绝日常的生活噪音，但现在很多价位中等偏下的公寓和经济适用房则做不到这一点，这就使左右及上下楼的邻居一方面会受到噪音的过分打扰，另一方面又会因担心自家噪音泄漏起居行为(例如家人说话、夫妻生活、朋友聚会)而有所顾忌，这种焦虑会潜伏在居住者的内心深处，成为危害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
